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厨房水池边搓洗沾满泥点的帆布鞋。鞋带孔里卡着半片枯叶，是上周去郊外钓鱼时蹭上的。水龙头开得小，水流细细冲过鞋面，突然想起老张昨天在鱼塘边说的话：“这季节鲫鱼都往深水区扎堆，得用三米六的竿。” 那天风挺大，我裹着旧羽绒服坐在折叠凳上，看老张的浮漂突然往下一沉。他没急着起竿，手指在竿身上轻轻敲了两下，像在和鱼商量什么。“别急，让它再转两圈。”话音未落，竿梢猛地弯成月牙，银亮的鱼尾拍在水面，溅起的水花落在我眼镜片上。 “这条得有八两！”老张边解钩边笑，鱼鳃一张一合，沾着几根水草。他掏出小本子记：“四月十七，晴，西北风三级，鲫鱼三条，最大的八两二。”我凑过去看，本子边角都磨毛了，密密麻麻记着不同日期的鱼获，连天气和风向都标得清楚。 “您这记了多少年了？”我擦着眼镜问。他拧开保温杯抿了口茶：“九八年下岗开始钓的，那时候用竹竿，线还是从自行车闸线上拆的。”说着从工具箱底层摸出个铁盒，打开是半盒生锈的鱼钩，“现在都用无倒刺的，这种早淘汰了，但舍不得扔。” 太阳升起来时，鱼塘泛着碎金般的光。老张的浮漂又动了，这次他直接松了线轮。“跑啦？”我探身问。他慢悠悠点支烟：“小鲫鱼，放它回去长个儿。”烟圈飘过芦苇丛，惊起两只白鹭，扑棱棱飞向远处的高压线塔。